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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贾谊的《过秦论》和苏洵的《六国论》,堪称“史论双壁”,虽相隔千载,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两文写作背景相似,都写于封建统治潜伏着严重危机的关头.
先看《过秦论》.贾谊写本文时,正是文帝当政时代,西汉王朝虽已历高帝、惠帝、高后三代的恢复发展,但因整个社会“元气大伤”,仍旧没有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故而当时的社会情形是：土地荒芜,人口流亡,经济凋弊,民不聊生.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建时,连皇帝坐的马车都选不出纯一色的四匹马,宰相只能坐牛车,当时的社会情形于此可见一斑.贾谊作为先知先觉的一代知识分子,以天下苍生为念,敏锐地觉察到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因而极力主张当政者仁政以“安民”,少年得志、才华横溢的贾谊把他的施政理想挥挥洒洒地倾注到《过秦论》一文中,借说秦之过劝汉文帝“安民”,进而达到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
再看《六国论》.作者苏洵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第四代皇帝宋仁宗赵祯当政之时.大宋王朝是我国历史上除清以外最为软弱的一个封建王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面对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国势的日益衰颓,苏洵怎能不忧心如焚?苏洵的《六国论》直接从割地赂秦写起,显然有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也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大宋面临的形势和所作所为不就是当年的六国吗?再不改变国策,迟早也会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过秦论》与《六国论》都采用了借古讽今、针砭时弊的笔法,意在告诫当世统治者,切勿重蹈历史覆辙.封建时代,“批龙鳞”、“逆圣听”是很危险的,而且效果也往往不是很好,因此采取借古讽今、针砭时弊的笔法再合适不过了.尽管评论的对象不同,但都有共同的目的,那就是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出现实中的“瑕疵”,力图使统治者能革故纳新,重振朝纲,扬我国威.但两篇文章在提出论点,论证方法和行文的语言风格等方面又有很大差异.
一、提出论点
前文“卒章显志”,后文则开门见山.《过秦论》选文共五段,但前四段基本上是以时间为序叙述秦由兴盛而衰败以至于灭亡的史实.从文字表面看, 只字未言“秦过”,却只一味为末段论点的提出层层蓄势,及至段末方把“谜底”揭开——“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文章至此,戛然而止,大有“豁然开朗”之感.明代才子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卷二中对本篇加批语说：“过秦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之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可谓一语中的.而《六国论》则开门见山,提出论点：“六国破灭,弊在赂秦”.作者首先排除“兵”、“战”因素,然后根据论证的需要,从“赂秦”和“不赂秦”两方面将中心论点“分解”为两个分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和“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既是对中心论点的阐释,又为下文的论证“举纲张目”.
二、论证方法
《过秦论》寓议于叙,运用对比；《六国论》则是例证法和对比论证法等的综合运用.
所谓“寓议于叙”,即《过秦论》前四段以极概括文字叙述了秦一百多年的兴亡历史,虽处处叙而不论,但其“义理”却早已蕴含其中,但偏偏“引而不发”,直至文未将内蕴的含义加以挑明,读者才悬念顿释,回顾前文,方明白作者明写、详写“攻守之势”,暗写、略写“仁义不施”,其目的全在于指斥秦王朝仍采用暴政的策略而没有“易其道,改其政”——即实行仁政.此外,本文运用四组对比很好地论证了其论点.这一点十分明了,不再赘述.通过对比,攻守之势不同,强弱盛衰难易之理自现——不施仁义的苦果也只有秦自己品尝了.
《六国论》的论证方法,则以史实为根据,采用分类举例比较的方法,就“赂秦”与“未尝赂秦”两类国家先从正面加以论证,具体地说,即文章第二段就“赂秦”的一些国家韩、魏、楚加以论证,“赂秦”者换取的仅仅是“一夕安寝”,因此“赂秦”的结果只能是“火上浇油”——助长秦人的威势,削弱了自身的国力.从而有力地论证了第一个分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文章第三段则以齐、燕、赵三国为例, 指出齐国破灭原因在于“与赢而不助五国”,燕赵两国灭亡的具体原因是其本身的错误,即燕“以荆卿为计”,赵“牧以谗诛”,“用武不终”,但根本原因都是失去了外援的燕赵等国“处秦革灭殆尽之际,战败而亡,诚不得已”.这样就有力地论证了第二个分论点：“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接着从反面加以论证,如果不赂秦则六国不至灭亡,从而发出“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的呐喊.最后一段,由论古转入讽今,通过两组对比,鲜明地指出不以六国为戒,必是一条亡国之路.
三、语言风格
《过秦论》铺排夸张,辞采飞扬；语警词工,文质并茂,因而赋的色彩更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铺叙排比,渲染情势,二是多用骈偶.例如文章写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铺排中蕴含着骈偶,骈散结合,打破了骈体文“四六句”的僵化形式,以极简省的笔墨塑造出秦始皇那“威加海内”的形象,文质兼美,美不胜收.
《六国论》语言风格有二：其一,语言锋利,文笔老辣.如开头论六国灭亡原因：用先否定后肯定的句式“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可谓一针见血,力透纸背,同时又紧扣为文的宗旨.二是寓情于理,意味深远,很有战国纵横家的风采.如第二段作者在批评韩、楚等诸侯国赂秦的行为时写道：“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这些句子理中含情,情中寓理,不辩而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自现.作为史论,作者并没有板起脸孔,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人口服,更让人心动.
《过秦论》、《六国论》采用“七分为史,三分为论”笔法,不仅讽喻告诫当时的统治者要以史为镜,革除弊政,也给人们以某种启迪和警示,称其“千古美文”,当之无愧.